第三十三回： 朱桂老受托说郭瓷，王世襄奉剑取杨铜

    1945年10月末，时年31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平，成为肩负重任的政府“接收大员”，代表国民政府追讨北平、天津地区在沦陷期间被劫盗的文物。

    11月，王世襄把北平“清损会”的办公地设在北海团城并正式展开工作。作为平津区的助理代表，上任伊始，他先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和追寻被劫盗文物的截止时间。同时，他还利用私人关系在中山公园，宴请北平城内四五十名比较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进一步提供沦陷期间北平文物的流失情况，以便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

    王世襄把自己初出茅庐第一功，放在替故宫博物院收纳郭葆昌的觯斋藏瓷上，因在重庆出发前马衡院长就专门找他谈话，说是1933年初在故宫文物南迁之时，郭葆昌曾在觯斋设家宴给马衡、徐森玉等人送行，老友一别，从此天各一方，其间很是难舍，宴罢茶叙之时，郭葆昌请马衡欣赏其所藏精瓷、书画，并言自己百年之后，平生所藏当献于国家。为此，马衡特意嘱附王世襄要留意郭葆昌收藏的瓷器下落，要王世襄回到北平，寻访郭葆昌的后人，完成郭葆昌的夙愿，最理想的结果是要将这批文物完整地归国家收藏，千万不可流失海外。

    功夫不负有心人，加之王世襄本来就是古玩圈里人，不久果然找到了郭葆昌的子女。此时郭葆昌留下来的瓷器已被子女分成几份，但并未出售，完好无缺，大部分存放在北平中南银行的仓库中。王世襄便不停地前往郭宅，提起郭葆昌捐赠旧事，郭家也算通情达理，只是说北平刚刚光复，玩收藏的人家都一样，坐在宝山上要饭吃。如果公家收购，求之不得，价钱合适就好。王世襄闻听，人家说的在理，可这钱从何来，清损会可没有这笔预算。只能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试着解决这一难题。

    于是王世襄拜访世交前辈朱启钤，人称朱桂老，向这位受人尊敬的民国初年交通总长及内务总长，又是营造学社创始人的朱老先生问计，介绍郭葆昌觯斋藏瓷的重要性。朱桂老闻听缓缓道：“郭世五当年烧造洪宪庆典瓷时，我就是筹备处主任。确实是不惜工本，研习古法而制的精瓷，如能为故宫博物院收藏，自然是个大大的好事。至于钱的问题，正好过两天财政部长宋子文要过府拜访，世襄贤侄不妨写个条陈，再由老夫说项，估计宋部长能给老夫个薄面”。

    王世襄一听，忙说：“这可太好了。有财神爷上门，故宫可要纳宝了”。

    最后，此事经朱启钤与宋子文商量，由财政部拨款10万美金，算是故宫博物院对觯斋藏瓷的整体“收购”，对外名义上仍称是郭家捐献，也算成全了郭葆昌的心愿，同时宋子文考虑到郭家的特殊需要，把郭葆昌的独子郭昭俊安排进中央银行工作，双方皆大欢喜。1946年2月20日至23日，郭葆昌的这批陶瓷珍品约有二三百件之多，皆是郭葆昌《觯斋瓷乘》著录过的珍品，由王世襄经手移交给了故宫博物院。这批文物与明清故宫原有的藏瓷相比，亦毫不逊色，殊为难得。

    当然，郭家也留了一手，虽然捐赠了郭瓷，但对郭葆昌在三十年代收藏的清宫散失书画珍品即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一直守口如瓶，讳莫如深。此系清宫三希堂之二希，另一希则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均为乾隆心爱至宝。此前《伯远帖》和《中秋帖》曾经张伯驹过眼，后由于资金问题，与张伯驹失之交臂，张伯驹深以为憾。直到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辗转迁居香港，亦将此二帖随身带出，迫于生计，后将其质押给银行，抵押即将到期而无力赎回，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闻得此信报告总理周恩来，经周恩来总理特批，使用近五十万港币的外汇将二帖洽购赎回，交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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