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回： 朱桂老受托说郭瓷，王世襄奉剑取杨铜-第2/3页

    王世襄在寻访回购郭瓷的同时，双管齐下，平行作战，主攻方向锁定在京津两地外国人手中的文物，因为这部分文物最易于流失海外，如不抓紧时间，将追悔莫及。

    这时，宴请北平古玩商的投石问路也有了信息，北平与上海的古玩行其实信息是互通的，有几家古玩行专做北平上海间的生意，古玩经上海，转到海外的可能性比较大。沦陷期间，除了声名远播耳熟能详的几位书画大家之外，在瓷器类，北平敦华斋的孙瀛洲富藏官窑精瓷，在上海则是银行家胡慧春为单色釉大家，古玩商仇炎之则清三代彩瓷较有名气。据一位琉璃厂古玩商介绍，有位德国人，在北平开洋行，起个中国名叫杨宁史，此人在日伪时期收购了大量的在河南出土的重要青铜器。这一信息引起了王世襄的关注，急忙了解的洋行地址等情况。

    在1945年11月初的一天，王世襄来到位于东城干面胡同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查看情况，恰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一份清单，王世襄出身外交世家，英文功底极好，一看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立即向女职员亮明自己的身份，询问相关情况，于是女秘书交待：“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的”。

    罗越，德国人，辅仁大学的教授，恰好是王世襄家的邻居，他们早就相识。王世襄找到罗越，坦陈厉害关系，罗越承认目录是自己所编，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寻宝工作由此露出第一道曙光。11月4日，王世襄办妥所有的手续后，带上罗越便马不停蹄直奔天津，找到了杨宁史。面对着罗越，杨宁史只得承认青铜器为已所有，但却诡称全部青铜器实物均被封存在天津军营内，如果想要接收，须与军方接洽。

    困难自然难不倒官二代，经过王世襄上下疏通，又有清损会之尚方宝剑，杨宁史被迫以“呈献”的名义交出这批被称作“杨铜”的文物，但他提出的条件是，这批文物在故宫要布置专门的陈列室。1946年1月22日，当时行政院北平办公处派车，故宫派人，终于将这批文物从北平台基厂外商的运输公司库房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共有二百四十件。

    经专家点验，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即是杨铜的珍品之一，它极为形象地反映出两千年前的社会生活场景，具有很高史学和审美价值，当为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除上述外，从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约一年时间里，王世襄在京、津两地经手清理的文物包括：追还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的日本人赠送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存素堂丝绣是朱启钤民国前期的藏品，张学良收购后存于长春银行内，曾被伪满洲国定为“国宝”，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宋元人手卷四件等;接收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

    1946年7月，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1946年12月，王世襄受马衡委派，以“清损会”特派员身份到日本交涉文物赔偿事宜。由于日本的阻挠破坏，王世襄不得不在1947年3月回国，仅索回了南京中央图书馆被劫的一批善本书。

    还都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从蒋复璁为特派代表的京沪区接收也有斩获，收回了青铜重器毛公鼎，另外收购了劫后余生的后母戊大方鼎。

    至此，教育部组织“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汇总了各地统计数字，出具了一份报告。最后的统计结果是：

    历史古迹类：受损741处

    书画类：公、私损失15，000多件

    古器物类：公、私损失16，000多件

    碑帖类：公、私损失9，300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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