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福开森裸捐庋藏，大维德策展英伦-第2/4页

    接下来，福开森还与金陵大学代表以及古物陈列所钱桐签署了一份《赠予及寄托草约》，明确相关文物赠与金陵大学要“永远保守”，但前提条件是，学校要专门建馆存储并陈列它们，并且要对外开放，按时展览。此外，《草约》中还特别注明，如果学校解散，赠与物即属于邻近从事同一目的之学术团体所有。显然，福开森希望自己的庋藏能够公之于众，为学术研究所用。

    钱桐表示，作为受托方，感谢福开森先生对古物陈列所的感情和信任，对福开森先生所说“中华之物，尽归中华之语”更为感动。福开森先生用一己之力，保护中华文物，值得国人及收藏家学习。钱桐郑重宣布，在捐赠仪式后，古物陈列所将在文华殿特辟“福氏古物馆”，分门别类地展出福开森先生捐赠的藏品，供社会人士参观、交流。

    出席捐赠仪式的各界人士对福开森的古物保管方法也交口称誉，大加赞赏。福开森对于每一器物皆有四项登录措施：一、原物均有拍照；二、可拓的均有拓片；三、有文字描述，如玉质、铜质、长、高及形态、颜色等；四、有考证，每一器物多曾经过海内知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以及收藏家的研究，福氏再对其年代、出处等做最后判断。此外福开森还对各器物的既往收藏者，在可能范围内给予记载，使其流传有序。同时，各器物均有英文说明，一丝不苟，专业得如同博物馆的教科书范本。

    福开森开启了中国大学受捐的先河，或者说是中国近代个人收藏家捐赠社会的先例。《大公报》称赞此举“对中外人士均可做一个好榜样”。其“得之于华，公之于华”收藏理念，也影响到其后的许多中国收藏家，发展成为文物“由我聚之，由我遣之”，“收藏家只是文化珍萃的临时保管者”，“博物馆是藏品的最佳去处”等收藏理念。

    转眼进入了1935年，与古物陈列所比邻而居的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十周年。

    大年有大事。

    1935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收到来自英国政府的邀请函，函称：“为庆祝英皇乔治五世即位三十五周年，接受欧洲研究东方学者意见，邀请中国故宫参加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

    这一纸邀请函，倒也说出了幕后推手，欧洲研究东方学者。这能量巨大的欧洲研究东方学者非是他人，正是堪与福开森齐名的中华文物收藏大家、英国犹太人大维德爵士。

    帕西瓦尔·大维德出生在一个犹太富商的家中，1914年开始接触收藏中国瓷器，自学中文，1924年来到中国，正赶上故宫博物院筹建，先是以外国游客的身份向故宫捐资，始得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筹建，用英文书写展品的介绍，从此便与故宫博物院建立起良好关系，此后又捐资5000银元修缮景阳宫等建筑，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至此大维德爵士开始真正接触到中国皇家珍藏，并逐渐以乾隆皇帝的欣赏品味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体系。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在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分别向欧美大藏家、博物馆发出邀约。大维德得知这批清宫旧藏均为历代陶瓷精品后，遂决定不惜工本，抓住这一百年难遇的契机，经过与盐业银行前后持续了一年多的谈判，几经周折、讨价还价，到第二年大维德最终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出重金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历代瓷器精品。在这40多件器物中，大部分为宋代名窑瓷器，其中以官窑、哥窑瓷器居多，很多瓷器上面还刻有乾隆御题诗，如乾隆御题哥窑簋式香炉（2件）、乾隆御题哥窑葵口碗（2件）、乾隆御题官窑弦纹贯耳壶（2件）、乾隆御题官窑鼎式香炉、乾隆御题官窑胆瓶、乾隆御题官窑碗等。

    所谓藏品质量，决定收藏家的江湖地位。大维德自购到这批盐业银行的抵押品后，在英国乃至欧洲收藏界的名声日隆，之前报名而不得入的东方收藏会此时更是为他敞开了大门，从此，大维德以中国最精美瓷器收藏家饮誉西方。加之，卢芹斋、山中商会等在欧洲的古玩输出与推介。此时中华文物，已然先于中国政府被世界所认同。艺术品世界，如果缺了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艺术品，便是一种不完整，缺乏代表性。故英国王室、贵族、收藏家们，自然希望在国家盛典之时能一睹中华珍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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