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福开森裸捐庋藏，大维德策展英伦

    宝物已随南迁去，北平空遗紫禁城。

    再说北平在故宫古物南迁之后，反对南迁派的心理自然一时难以平复，失落与落寞交织在一起。而在一般北平市民的心目中，故宫的好东西似乎都搬走了，诺大的紫禁城只剩下了空架子。所以，平时观光欣赏的游人更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紫禁城内的一院一所一馆，门票收入自然陡然下降，各家只得倾力维持。文物的陈列展览毕竟仅是一项内容，外需不足，正好是修炼内功之时。对文物的研究与流传，扩大社会影响，也是设立博物院应有之义。

    1934年，正值古物陈列所成立二十周年。在中国，逢五逢十，自然是大日子，所长钱桐决定搞个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以文会友，仿王羲之之兰亭修禊，文人雅集，并把古物陈列所经过二十年的历史沿革，历届所长、主任行止简要介绍，把日臻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详列其中，然后结集作序，以为史料。

    单道这古物陈列所的元老宿勋福开森，时年将届七旬，此老深受中华文化之熏陶，已彻入骨髓。当年兴办古物陈列所之初，便斡旋申请美国政府的庚子退款，兴建宝蕴楼及开办事宜。之后，随着陈列所延请其作为鉴赏委员会委员，福开森尽览宫中精华，遂起系统研究之念。1918年，他返美国芝加哥大学，专攻中国古代艺术，做了关于中国艺术之大略的系列演讲，第二年成书为《中国艺术讲演录》。

    1924年，福开森已故旧交端方的子弟因贫困窘迫，将端方生前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给福开森，经福开森再转售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福开森由庋藏、鉴赏入手，转向精研、著述，奠定了其在收藏界的地位。福氏陆续出版《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1931年)、《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得周尺记》等著作。其对中国文物研究之深，使他成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唯一一位洋委员。

    福开森随着年事日高，和与中国士大夫、文人名士的接触加深，以及国宝南迁时的社会议论，福开森开始对自己曾在经济局促时导致中国国宝外流之事，有所反思。渐渐形成要把自己平生收藏的中华瑰宝“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想法，当传奇国宝毛公鼎流落于市时，福开森慷慨借款给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使这件国之重器得以留在中国。

    1934年秋，机缘巧合，福开森在金陵大学开校董会时，经与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深度交流后，决定把平生40多年所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其一手创办的金陵大学。藏品分为七类：铜器、玉器、陶器、瓷器、绘画、墨迹、碑帖。其中有不少名贵文物，包括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古陶瓷和古书画等。其中的重要藏品，青铜器有小克鼎，书画有王右军《大观帖》和南唐画家王齐翰的《挑耳图》。据专业人士估计，市值达四五百万银元。

    考虑到金陵大学尚无适当建筑用以存放这批藏品，福开森特来古物陈列所与钱桐商洽，言所赠藏品有意先在古物陈列所寄存陈列。钱桐慨然应允，并承诺择时在陈列所隆重召开捐赠仪式，以示中外人士，彰显福开森博士的高义。

    1934年12月14日，古物陈列所邀请中外媒体，在文华殿隆重举行福开森捐赠金陵大学藏品仪式。

    仪式开始，福开森首先讲自己旅华多年，对中华文物的热爱。借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一文，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已是快然自足。如今年近七旬，颇感到文物之永恒，人生之短暂。故本着“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的心愿，要把中华之宝藏，留在中国，供后代学习瞻仰研究。金陵大学，是自己一手创办的，情之所系，希望自己捐赠的这些藏品，能提升学校的文化氛围，兴起师生中华文化传承之责。言毕，福开森出示了自己的赠品类别，概属珍品千余种古物的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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