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元氏-第4/6页





    两汉从立国至今已有近四百年,从立国之初,地方上就有不少世家、豪族,这些人大多是原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之后依靠宗族、婚姻、门生等关系势力越来越大,在地方上说一不二,连郡守都不敢得罪。如《后汉书·酷吏传》中便提到:“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杰健者则雄张闾里。”而前朝时,有“济南瞷(jiàn)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又在涿郡有“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就是说济南瞷氏有宗族三百多家,为地方豪强,不守法纪,连两千石的郡守都没有办法。而涿郡的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之下都怕他们,没有人敢忤逆他们。都说“宁可辜负两千石的郡守,不可得罪豪强、大姓。”西高氏、东高氏的宾客为盗贼,事发后,便躲在高氏家中,郡吏都不敢追查,可见地方豪强势力之大。

    虽然秦、汉都以迁徙、镇压不断打击地方豪强,如秦初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高祖刘邦曾“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至关中”,徙“关东豪门大族十余万口至长安”,孝武皇帝刘彻曾下令将“家资三百万以上者迁往茂陵”,孝成皇帝也曾下令将“家资五百万以上者迁往昌陵”,另外有“苍鹰”之称的郅都曾“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王温舒曾“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严延年收捕两高氏,“究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然而地方豪强还是顽疾难除。本朝光武皇帝刘秀便是以南阳豪族起家,“云台二十八将”中南阳人有十一个之多,而且刘秀之母出自南阳樊氏,刘秀的外祖母和阿姊刘元的婆家为南阳邓氏,刘秀和族兄刘赐之妻为南阳阴氏,俱为豪族。后来光武皇帝刘秀认识到地方豪强势力过大对中央集权的危险,想要实行“度田”制,结果很多“大姓兵长”聚众造反,虽然造反都被镇压了下去,但最后刘秀不得不与豪强妥协,暂止度田。

    到了后来名士、清流之风渐盛,不止郡守、县令长要争取地方士族的支持才能政令畅通,地方上的名士被征辟为郡吏后有些大权独揽,风头甚至盖过了郡守。南阳宗资为汝南太守时任用了范滂,弘农成瑨为南阳太守时以岑晊为功曹,两个太守将政事悉数交给范、岑二人,故时人歌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就是说汝南太守宗资依赖范滂处理政事,自己每日只是说“诺”而已,郡人都以为范滂才是太守;同样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政令皆出于岑晊,自己每日只是闲坐吟啸(吹口哨),郡人以为岑晊才是郡守。孟博、公孝分别是范、岑二人的表字,由此看见郡守、县令长对地方士族的依赖,而正因为这个原因,孔伷熟悉县中诸事便从拜访县中士族开始。

    元氏县士族有三,为张氏、李氏和阎氏,豪强亦有三,是郭氏、梁氏和郑氏。元氏这些世家、大姓中原本以李氏为贵,李家自春秋时便是冀州望族,如赵国名将李牧和被韩信以师礼相待的李左车,到了本朝,大儒李躬在封龙山开馆讲学,又被孝明皇帝封为国三老,可谓地位尊崇,之后李家更是世有两千石,称为元氏第一望族也不为过。不过到了如今,因张家的张奉为中常侍,与张让、赵忠等亲善,张家后来者居上,张奉兄张颢位至三公【2】,张氏子弟出仕州郡。阎氏与李氏有姻亲,虽然祖上也出过两千石,比起李氏和张氏却是有所不及。豪强中以郭氏最富,良田千顷,与张氏有姻亲,又得现常山相信赖,族人任郡司马,掌一郡之兵事,风头正劲。梁氏以常山梨起家,经营运输业而富,郑氏则以经营胭脂水粉致富。

    孔伷先拜访了李氏族长,李氏族长曾为议郎,因看不惯朝中污浊而辞官归乡,有贤名,为清流一派。由于瞧不起蔡胤买官得来的两千石,李家几乎无人出仕郡中,此时来了个名士出身、能清谈高论的元氏令,两人又言谈甚欢,李氏族长当即向孔伷推荐了几个年轻后辈。第二天,李氏族长又拉着阎氏族长一同去元氏县寺拜访了孔伷,阎氏族长也向孔伷推荐了几个优秀的阎氏子弟,得到了李氏和阎氏的支持,孔伷在元氏也算是站稳了脚跟。此外从李氏族长和阎氏族长口中得知,现常山相蔡胤为巴结内朝的中常侍等人,重用张氏,以张家子为功曹,又似与郭氏颇为亲密,因郭氏族长胞弟郭耽有武勇,以郭耽为郡司马,掌一郡之兵事,自己每日只是想尽办法地搜刮钱财、中饱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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