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吴川是个黄女孩 9

    “要给妈打电话吗？”吴川问道。

    我闭着眼使劲摇头。关闭的眼帘让我独自待在狭小却安宁的空间里，断绝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关系。这个空间对于生存不甚理想，却很省力。不必管他们把我搬运到何处，对我的手指做些什么。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间变幻位置，显然在接受X光照射。诊断是骨折，没有比这诊断更不能刺激我的惊奇了。

    又被搬运回来了。我关闭的眼帘外一切惨案照例发生，撞车的皮开肉绽，斗殴的血肉模糊，呻吟与号叫组成多声部合唱。

    吴川问我：“疼吗？”

    我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挑选了我作为迫害对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抢购服装的人更适合迫害？这是个著名的白人区，一个亚洲人显得刺目？

    在我关闭的眼皮外面，吴川的嗓音尖利起来，她质问护士长：“为什么后来的病人先做处理？”护士长见的血淋淋的面目远多过正常脸容，也见惯蛮横暴躁的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诉吴川，我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得等一会。吴川更尖利了，说看上去没有危险不等于真没有危险，脑子和胸部说不定有内伤。护士长说她管不了这么多，有意见找医生提。

    吴川的声音又响在另一个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想早些结束这幕荒诞惨剧，对我和她自已有个交代，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边，我闭着眼睛说：“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课。”

    她不语。

    又是几番劝慰，说我自己感觉不坏，就是疲倦，想睡一会，请她放心回去。我不想看她的反应，因此眼睛始终闭着。我也怕一睁眼床边真的空了。那是黎若纳投奔吴岱之后的事。外婆在一次小中风之后尚在恢复中。爸只能带上我为他的画报社去外地拍摄资料。七岁的我一次醒来发现四周漆黑，没了爸的影子。我想一定是爸把我丢在招待所，自己偷偷走了。爸也不再要我。我用被子捂上头，嘴里数着数。假如数到一百，爸还不回来，他就不会再回来了。每次数到一百，我都心惊胆战地慢慢掀开被子。爸没有出现。但在被子下面数数时，我仍怀有那么大的希望。后来我一边哭一边数，想让数数的声音压倒哭声。只要封闭在那狭小的空间继续数数，希望就在那里。终于我数不动了，哭得嗓音全消耗完了。但我不掀开被子，不去面对失望，只要回避失望，便总有一线希望尚存。爸为那次夜出打牌愧疚了几十年。

    我睁开眼，床边果然是空的。我对失望回避了那么久，最终还是没成功。护士办妥了我的出院手续，问我自己能不能开车？我想能不能都得自己开。清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不相干的车辆，谁都嫌谁多余。

    茹比请的律师早晨九点来到我的公寓。他先提出自己的法律费用，一小时三百五十元。我的公寓卖掉大概刚刚够他打赢这个官司。假如我赢，可以得到两百到三百万的赔偿。值当一赌，我光棍一条，怕谁？不得到赔偿光是出口恶气，都值得赌一把。律师建议我不找媒体，媒体一介入，法庭会指控起诉人利用媒体炒作而不受理案子。佳士瓦把律师全看成恶棍，建议我投靠媒体。这是个有极大潜力的政治案——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可以震撼芝加哥，让那些商场的董事们来出面道歉。你以为法庭可以为你主持公道？错了。在美国谁的钱包深法庭就为谁撑腰。你倾家荡产也抵不上商场一根毫毛。

    我决定先上法庭，赢不了再诉诸媒体。

    让佳士瓦言中了。我每星期收到巨额的律师账单，官司却无望打赢。茹比叫我耐心，因为她请的律师极有才干，常常打赢这类官司。

    我没好气了，说：“我已经自己挖自己墙脚，从买下的公寓中往外抽款子，一堵墙一堵墙地往律师腰包里送。”

    她说：“想想你将得到多少赔款。”

    我说：“那怎么到现在连赔款的气味都闻不着？”

    茹比说：“那就证明对方请了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我问她：“干嘛我不换个更有名更有才干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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