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第2/3页

    后来，他们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一一作答。很久以后，我才醒悟过来，艾主任他们这拨人确实有技巧：每次问话，前面都挑几个你能够很轻松并且很愿意回答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影响你后面的心理，就是既然你已经开始回答他们的话了，后面就不大容易拒绝继续回答。我不知这是不是属于审判心理学里面的技巧，但我发现他们的这个秘密，已经是在身陷囹圄之后，所以只能算是迟来的总结了。不过，往往是，我的本能让我对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抱有抗拒心理，都会在回答之前，先掂量一下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果掂量着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我便以沉默或以转移话题的方式，拒绝回答他们的提问。

    今天他们起初问的几个问题确实很轻松，比如，金建民问我，大学里学的专业，自从当领导后就没有再接触过，会不会感到可惜？我在他的话里听到“领导”两个字，感到格外舒服：瞧瞧，他话里竟然还认可我的“领导”身份，说明他们还没有对我“嗤之以鼻”，还没有像我心情阴郁时想的那样，真的把我当“囚犯”看。这点嘛，说明他们还是讲政策，讲事实，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味的。

    我说：“我学的专业是农业，具体来说是水稻制种。起初在县里，还分管过一年农业，后来到开发区就与农业彻底绝缘了。要说专业嘛，当然是丢了。可是，我们市里哪个领导是按照原先学的专业来分工的呢？都是后来分管哪方面的工作再来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包括分管文教卫生的老廖、分管财经税务的老孟，他们原先一个学的工科，一个学的电子。领导嘛，我觉得本身就是一项专业，管理专业。而这个管理专业还不是课堂上能够学懂的，主要靠实践，在领导岗位上锻炼、历练，有了这层经历，然后不断提升自己，领导水平自然也就逐步提高了。”

    “那你对于自己没有搞水稻制种和农业科技，不感到有什么遗憾吗？”

    我摇摇头，却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水稻制种，目前最高的技术就是杂交水稻。而杂交水稻，国内已经是世界领先了。这方面，袁隆平又是领跑者、佼佼者——他的事迹无人不晓，贡献无人不知。我们学这个，弄这个，再怎么弄也不可能超越他呀！所以呀，我改行，既是工作需要，从个人来讲，也算是知难而退。”

    其实，我当初削尖脑袋要钻进公务员队伍，主要原因是小时候对村干部、乡干部们在和我母亲一样老实巴交的农民面前的那种架势、那种威风以及农民们对他们的敬畏甚至惧怕的印象太深，心里暗暗发誓要爬到他们那样的地位，这辈子才不枉做人的心理潜意识所导致。我记得自己读小学时，上学路上有时会遇到乡里下村的农技员，他们骑辆破自行车，身上穿的衣服和农民相差不多，脸上晒得黑黑的，在田埂上遇到我们，还主动下车给我们让路……这种谦卑和辛苦，跟干部们比简直是两类人嘛。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他们的生活，又脱离了农民多远呢？除了拿国家工资，其他方面，也不过半斤八两。但这样的心理动机不能跟别人说，我连冯玉珍都没有说过——它是我在仕途上拼命搏杀奋力攀登的一个基本动因，这种动因不能公开告知别人。不然别人会说我参加革命动机不纯。

    金处长听完我的话，接着说：“老秦，你这个话照我看就有些以偏概全了。水稻制种尽管有了一个袁隆平，还有其他科技工作者在做这项工作，国际上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领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贡献嘛。比如说搞导弹，我们不能说有了一个钱学森或者钱三强，其他人就用不着了，是不是？顶尖人才的成就还须在众多人的工作基础上形成，就像你后来搞行政管理，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市长或书记，其他助手就不需要了呀！”

    他这话说得挺有道理，倒让我一下子无言以对。确实是这样：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推论，有了一个袁隆平，其他农业科技人员就可以不需要了，那么搞行政管理，我们市里不算市委那边，有六七个副市长，还有三四个市长助理，如果集体出行，小车可以排成一个长长的车队。可是，我们这些副市长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自认为自己担负的工作很重要，为市长分担了很多事务。没有我们，市长纵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乎不过来。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副职就是正职的帮手，是他的“桩”。但我回答金处长问话，却把这一层逻辑关系给忽略了，怪不得被他抓住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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