邲之战

    鲁宣公十二年，夏天六月，晋军救援郑国。苟林父率领中军，诡子担任副将辅佐他。士季率领上军，欲克为副手。赵朔率领下军，栾书为副将。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苟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阙为司马。

    晋军抵达黄河后，听闻郑国已经与楚国婧和，苟林父想班师回朝，说道：“郑国降楚的事实已经来不及挽回了，如果我们还发兵扰民，又有什么意义呢？等楚军回国再出师，也并不晚。”

    士季说：“非常对。我听说，用兵之道，要伺机而动，若一个国家的德义、刑罚、政律、事务、制度、礼仪都没有改变，是不能与之敌对的，我们不能讨伐这样的国家。楚军讨伐郑国，是看不惯它的不忠而悲哀它的卑劣，因郑国的背叛去征讨，又因郑国的归顺而赦免，德义、刑罚就都做到了。讨伐叛逆是刑罚；使之臣服是德义，这两件事便树立起来。去年楚国讨伐陈国，今年又讨伐郑国，百姓并不因此困顿，也不抱怨君王，政令就合乎情理。楚武王创下的荆尸阵法屡战屡胜，商人、农民、工匠都不抛下他们的职业，步兵与战车军团和睦，各司其职，两不相扰。孙叔敖为令尹，制定符合楚国国情的典章，以及行军的规矩，让右军夹辕保护兵车前行，让左军汇集粮草柴薪以备安营扎寨，主将居中以便制定战略，精锐部队殿后。不同军团依据不同旗号的指挥分别行动，军中政务无须等待上级指示就已经整顿停当，这是楚国善于运用典章的表现。在任用人才上，选用与国君同姓的亲属，以及与国君异姓的旧臣后代；选拔时不遗漏有德才的人，赏赐时不忘记有功劳的人；更加关照老年人，给外来者提供居所；君子和小人，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尊重德高望重的人，对贱民也有等级上的区别对待，可见楚国的礼仪也完备了。德义树立，刑罚分明，政令畅达，国事合理，典章遵旧，礼仪合适，像这样的国家怎能与之为敌呢？应该伺机而行，知难而退，这才是用兵之道。兼并弱小的国家，讨伐昏庸的国家，这才是用兵的意义。请您暂且整顿军队，演习战术，天下那么多小而昏庸的国家，为什么非要进攻楚国呢？仲他曾说：“攻取混乱之国，讨伐衰亡之国。’说的就是兼并弱小的国家。《诗经·周颂·沟》中说：‘周武王用精锐部队，去攻取昏昧国度。’说的就是要攻取昏庸的国家。《诗经·周颂·武》中说：‘在周武王的伟业里，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消灭商朝了。‘安抚弱小的国家，进攻昏庸的国家，以求建功立业，是可行的。”

    彘子说：“不行。晋国称霸，靠的便是军队勇武、臣子效力。如果现今在诸侯中失去威信，就不能称为力量强大。面临大敌而不敢出兵，就不能算是武勇。如果国家因为我们失去霸权，我们还不如死掉。何况我们组成军队，刚听说敌人强大就打退堂鼓，算不上大丈夫。受国君之命担任统帅，而不能执行国君的命令，你们可以这样，我坚决不行。”于是绳子率中军渡过黄河。

    荀首说：“这支军队处境危险啊！《周易》有这样的情形，从‘师卦’到“临卦’变化的爻辞说：‘出兵必须讲究纪律。违反纪律就不吉利。’统帅率兵顺从这个道理取得成功就是‘喊’，违反这个道理就是‘否’。三军如离散就变得弱小，河川如堵塞就成为沼泽。有了纪律，军队不乱执行命令，就如同是统帅的意图，所以说，军队必须强调纪律，执行命令不顺当，纪律就不存在了。河川堵塞枯泪，万物会天折或不完整，这是凶象。水不能流动叫作“临”。军队有统帅却不服从他的命令，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临吗？《周易》上说的就是这样了。若果真和楚军相遇，必定失败，绳子要负主要责任。即使彘子在战场上侥幸逃回，也一定会有大祸。”

    韩阙对荀林父说：“如果彘子率领的偏师失陷，您的罪责就大了。您作为元帅，军队不听从您的命令，这是谁的罪过呢？丧失属国，丢掉了彘子所率领的军队，罪责已经很重了，不如挥师进军。如果作战失利，大家可以一起分担罪责。与其让您一人承担罪责，倒不如六个人一起承当，不是会好一些吗？”晋军于是渡过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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