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回：蒋中正蜀道迁都，杭立武火线抢运-第2/3页

    杭立武一听，说这事还真难办，因为标注安全区的地图已经划定，并已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给了日军，要更改并不容易，而且杭立武内心里并不认为日军会依照国际惯例尊重安全区，而故宫文物事关重大，他自己无权决定去留，必须请示上峰。

    于是杭立武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转向蒋介石报告，建议将朝天宫文物尽快随迁到战略后方。蒋介石在戎马倥偬之际对国宝之事极为重视，当即看了张群转来的报告，同意杭立武提出的故宫文物西迁计划，也就此发现了杭立武是个人才，点将让杭立武总体负责朝天宫故宫文物的抢运工作。杭立武乍一听谕令面露难色，跟张群说，自己一直认为南京安全区的事很重要，也紧急迫切，事关二十万南京平民的生命安全，抢运文物能否另行安排人选？张群说：“委员长的命令已下，你有什么想法自己跟他说吧”！杭立武一想只得作罢，于是把安全区的事交代给德国副主任办理，转运国宝也是自己找来的差事，领袖如此重视，那就尽全力抢运国宝文物吧。

    时任浙江省主席兼任中英庚款基金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得知此事后对杭立武大加赞赏，认为杭立武有国士之风，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动用中英庚款基金用于朝天宫文物的迁运。尽管如此，战争时期运费奇贵，租船雇车的资金还是短缺，杭立武只好又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数十万元。

    领了战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尚方宝剑，筹集了粮草，杭立武便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协商，决定故宫人员分三队沿着北中南三路、分散风险运往战略后方—云贵川。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陈列所南迁文物）等单位的馆藏珍品一起，共赴西迁之路。

    第一批西迁的文物—南路，即1937年8月14日，沿长江水路运至汉口的这批80箱文物，由徐森玉、庄尚严、那志良负责押运。后因战事趋紧，再向大后方转移，最后实际路线是转汽车抵长沙，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因长沙随后遭遇敌机频繁轰炸，国宝再度经湘西、桂林，一路辗转到贵州。

    1938年1月车到贵阳，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储存，并成立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庄尚严为主任，职员有朱家溍、李光第，郑世文等。

    第二批文物—中路，走长江水路，又先后分成二批。

    1937年11月19日，日军已经开始攻城，南京岌岌可危。杭立武在混乱中辗转找到一艘英国商船，将4081箱文物（包含中央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装船运离。负责押运的是李光第。

    1937年12月3日，第二次运出5250箱，由牛德明押运。

    中路西迁文物由南京沿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

    1939年因重庆屡遭日军狂轰滥炸，中路文物先被转移到宜宾，至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故宫博物院成立驻乐山办事处，欧阳道达为主任，职员有牛德明、梁廷炜等人。

    第三批陆路运输—北路。

    1937年12月8号第三批西迁文物起运，离开南京时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负责押运的故宫瓷器专家吴玉璋，因人手不敷，马衡派出其公子马彦祥随行。陆路用火车从南京经郑州运往宝鸡，转汽车走山路，过秦岭，抵汉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历尽千辛万苦。

    北路的7286箱（有说7287箱，加上中央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622箱）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故宫博物院成立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为主任，职员有吴玉璋，薛希伦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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