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汉德已衰

    长安，昔日煊赫一时的府邸门前，早来的秋风中，几片落叶打着旋儿飘下。

    当王莽派来传诏的黄门郎，站在年近古稀的国师刘歆面前时，这位二十多年前为避讳哀帝，早已改名为“刘秀”的老人，默然无语的稽首拜领了诏书。

    身为高祖异母弟五世孙的刘歆，一手缔造的“新五德终始说”将王莽推上了帝位，膝下二子却早在十多年前卷入甄氏逆案，就此丧命。

    老来丧子的打击让刘歆与新朝皇帝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两人早年同为郎官时的情谊，已消失殆尽。

    而刘歆当初的拥立之功，王莽早已用“国师”和“嘉新公”这两项封赐尽数酬功。

    随着太子王临被贬出长安，刘歆唯一剩下的女儿作为太子妃，如今也远在洛阳。

    导致刘歆儿子被杀、女儿远离的两件事，都牵扯到王莽最重视的符命，这些都离不开已被谶纬之说深度捆绑的今文经学。

    官学之中的今文经学博士十四科，在刘歆看来，这帮人号称六经之中自有“微言大义”，然则不过是借此妄论阴阳灾异，企图迎合上意。

    这帮人所依仗的典籍，都是在始皇帝焚书之后，历代士人口述转录，其中差若毫厘，谬以千里。

    怎比得刘歆在整理皇室秘藏之时，发现的当初鲁恭王自孔子旧宅中获得的先秦原本。

    以先秦古本为基的古文经学虽已立为官学，但靠着口述录本的今文经学仍在官学之中，与之并列。

    刘歆早就想着将今文经学踢出官学，但即使以其国师之尊，仍抵不过捆绑着谶纬之说的对手。

    精通经学的王莽，登基后对符命的重视更胜从前，虽然对古文经学中的上古礼制推崇备至，但同时对今文经学中的谶纬之说，也是兼收并蓄。

    只要能为我所用，王莽是来者不拒。身为帝王的这一手平衡之术，让刘歆这位经学大家企图再现昔日董仲舒之势的努力，尽付东流。

    自此，刘歆就远离了新朝的决策中枢。

    这次的诏书是让刘歆负责祭天大典的礼仪制度，看来在礼制这个问题上，王莽还是更为信任刘歆这位精通上古礼制的国师。

    虽然近些年来，刘歆对王莽都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是对于一直以精通儒家礼制自傲的刘歆来说，这场祭天大典的礼制规划，与其落入那帮抱残守缺的今文经学博士之手，不如自己亲自上阵。

    刘歆一直认为，研习今文经学之人，都只顾在原本就残缺不全的典籍中咬文嚼字，割裂文章的整体，往往典籍中几字原文，都要用上万字来注释。

    绝大多数人，穷尽一生也不能精通一本典籍，其学习效率完全无法达到广为教化的目的。

    真正的治学之人，应当是“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把握典籍文章的主旨就够了。

    自从大儒马宫、孔光先后离世，当世精通今文经学的士人中，都以唐尊为首。

    这位在太子被贬后，接任太傅的经学大家，被王莽称为群臣典范的平化侯。

    在外人眼中，平日里都是穿着朴素，日常饮食也是不用漆具，而用瓦器。

    但在刘歆看来，这些虚伪之举，不过是唐尊在打造个人形象，与登基之前王莽的行事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尊听闻皇帝已将祭天大典的礼仪工作，尽数交与今文学派的死对头刘歆，当即赶往未央宫请求陛见。

    他深知由哪一方来掌握这次祭天大典的礼制，将严重影响到两派争斗的后续胜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