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立邦之道-第3/7页

    简而言之，大清王朝官俸标准特点有二：一是分三部分组成，支取甚烦；二是上下级差甚大，即从正一品至从九品之间，差距约为七倍之多，顶层富得流油，底层有可能食不裹腹，这样不好。我邦据邦主意见，薪俸统一折银计，领俸人所缺柴米油盐可自去市场购买。二是正一品定银与从九品之间的差距，不得超过三倍。亦即我邦正一品薪酬标准为594两银子，从九品薪俸为198两银子，较清廷正五品俸禄212两白银稍低六两。此后三年考级一次，合格者加薪一级，九品十八级的平均级差为33两白银。鉴于我邦主坚持不肯拿一级俸禄，要与诸军主将、各城城长以及各馆馆长，同拿二级俸禄，即拿511两白银，所以如有人薪俸是从从九品起拿，最终升至顶级，最多也只能是正二级。也就是说一个从从九品干起的普通衙门文吏，只要辛勤工作不出差错，一次考评都不缺，只要他干满五十一年工作后，也能拿到二级俸禄。

    当然实行本纯计银俸禄制，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即我邦的俸银原则上是以上举我邦的平均米价作为基础。但米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丰年时米价低，你们的俸银更为值钱。但有一句话叫作谷贱伤农。所以诸位为官者届时应更为关心务农人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而在灾年，因粮食欠收，米价会飞涨，你们的俸禄便会相对贬值。而见之于史书记载：在荒年时因粮食欠收，甚至有用一斗黄金方能换一斗米的事，所以说在丰年时，当多收购民间余米，建立我邦的公仓储食，到荒年时，再把米平价卖给民众，此时你们手的薪俸能也不会贬值。所以为了保证诸官员手中的薪俸银永不贬值，平日一定得关心我邦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

    至于如何发展我邦经济呢？中华自古有两种经济形式，一种为小农经济，政府按每户人家占地多少及人户多少，征以一定数量的赋税或劳役。这种经济形式，政府可依据国家所掌控的土田与人户资源，大致评估出国家当年的经济收益，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亦可称之为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源自中国上古曾存在的井田制度。此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孟子?滕文公上》又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周礼?地官?小司徒 》又载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就中国上古文献所记载的这种井田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当时的赋役制度为劳役地租，这种劳役地租的收取形式有贡、助 、彻三种，共点皆为服劳役于公田，约收取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为公粮，其余则归农家自有。此如同孟子所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就这一制度的瓦解原因而言，是因为时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与牛耕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小农已有能力实行一家一户的独立耕种，不再需要这九种家共耕的集体耕作形式，于是便有了战国时期秦孝公支持下的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50年），以及各国的变法，这种劳役地租性质的井田制被废除了，政府开始对独立的农家，征收一定的税赋（金钱）与劳役地租。而这种经济形式从古代一直延伸至今，典型案例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农田法。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发令：“凡农民家有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各级官吏要亲自督查，如果不中桑树，就罚他交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他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朱元璋又下令：天下百姓，按帝国计划种植桑、枣。每一百户农民要共种二亩秧，并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焼地，耕锅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苗长到二尺高，然后分栽，每五尺宽为一垅。每一百户第一年二百株，第二年四百株，第三年六百株。造册回报，违者全家发边充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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