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些明朝制度，以便方便书友看书2-第6/7页

    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蔽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当时，天下之府州县官，凡廉能正直，不畏权势，考课得最者，则越级擢用。据《明政统宗》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新化县丞周舟以廉考课得最，升吏部考功主事。后其县民萧俊等诣阙奏言：“自舟去后，民被扰不安”。为安定县民，太祖只好改诏，再令周舟为新化县丞，并令礼部宴赏遣之。又《昭代典则》载，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四月，宁波知府李仲文遣府吏马仁生到慈溪县巡察，府吏不遵守该县法规，被慈溪县丞秦仲彰械逮至京都，太祖甚嘉之，遂擢秦仲彰为宁波知府，降原知府李仲文为慈溪县丞。又《典故纪闻》载，御史凌汉审狱公正，罪犯很为感激，有个释放犯在路上碰到凌汉，特邀请他饮酒，并赠以厚金。凌汉说：“子罪当尔，非我私子。酒可饮，而金不可受。”坚决拒绝接受厚金。太祖得知其事，即擢凌汉为副都御史。同书又载，有个小吏，因贪赃事发，投井自杀。太祖闻之，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今其人死不足恤。”

    朱元璋目睹元末政治**，官吏贪污的种种弊政，在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就特别注意整顿吏治。《典故纪闻》记载他曾对群臣说：

    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朱元璋对官吏的考课非常严格，除了采取赏罚措施外，还辅之以严刑峻法。他执法很严，还在农民战争时期，因当时粮食困难，朱元璋下令禁止酿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酒禁，应按禁令惩治。这时胡大海正在浙江绍兴一带打仗，都事王恺便建议不要杀他儿子，以稳住胡大海。朱元璋说：“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①，竟亲自抽刀把胡大海的儿子杀死。明王朝建立后，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丞相李善长为其求情，朱元璋不仅不允，反而采纳了刘基的建议，处李彬以死刑②。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和用法之严酷是历史上所罕见的。据《草木子》及《明朝小史》的记载，他规定：地方官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朱元璋在府、州、县、卫衙门的左边，特别建立一座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在官府公座两边，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惕。

    明代统治者对官吏的严格整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的贪残殉私，横征暴敛，对人民是有利的。但明代君主对待官吏的残暴，也是绝无仅有的。在古代，低级官吏虽然也有被责杖的，但毕竟为数极少。而明代统治者在处罚官吏时却使用了一种残酷的“廷仗”。廷仗本无法律规定，只要官员违忤旨意，惹得皇帝不高兴，便立即拖下鞭打杖责，不少官员被活活打死在鞭杖之下。连朱元璋的亲侄儿，曾在南昌保卫战中为他坚守孤城，苦战八十五天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的罪名被鞭死。廷仗行刑的地点在午门前的御路东侧。行刑时，众官员陪到午门外西墀下，左边是太监，右边是锦衣卫官校，下列旗校数十人，都是臂带袖套，手执木棍。监杖的司礼太监宣读完命令后，旗校就用麻布兜将犯人的肩脊以下部分束起来。用绳子捆住两脚，四面牵曳，犯人俯卧，让大腿受杖。这时，左右厉声高喝“搁棍”，就有一个执棍搁在犯人的大腿上；喝声“打”，就开始用刑。每打五棍，就换一个人打。如果要置犯人于死地，监杖人就喝令“着实打”，或“用心打”，于是，受杖人就无生还。据说锦衣旗校行刑时，只要看监杖的司礼太监的两只靴尖，便知犯人是活是死。如果两只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就不会将人打死。如果靴尖向内一收，就把犯人打死。正德（公元1506—1521年）以前，凡受杖的不必剥去衣裤。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时，把犯人的衣裤剥去受刑，此后被杖死者就更多了。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群臣劝谏武宗皇帝不要到江南游玩，惹得武宗大发雷霆，把劝阻的大臣146人统统施以廷仗，当场打死了11人。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世宗因议论追尊其父的帝号向题，对敢于忤逆旨意的群臣也大动肝火，下令廷仗了134人，当场打死了16人。这两起是明史上最大的廷仗案件。中期以后，法纪松弛，赏罚不明，真正贪酷不法的宫吏，往往反而罚不当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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