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明朝的灭亡3-第7/10页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02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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