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明朝的灭亡3-第2/10页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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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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