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因为向华的事,方宁不停地跟大家说话,不停地重复着内容一样的话,关于向华的病,向华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了,等等。但是,听众们对方宁所说的内容似乎无动于衷,也没有多少人爽快地掏出钱包来。

    方宁的嗓子都说得哑了。因为嗓子沙哑,方宁只好不出去采访,把所有的外出机会都让给更年轻的记者,自己静静地坐在电脑前画版。方宁懒懒的不想做什么事。

    两天过去了,方宁把椅子都坐矮了一截,也才收到1300元善款。这些钱全部都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高大伟500,赵勇200,两名因为文化低而仰慕气质高雅的方宁的保安每人捐了50元,200元是方宁身先士卒的证明,最后那几百元,则是平时跟方宁关系好的同事。

    捐款这么少令方宁有种失败感。

    赵勇那200元,让方宁意外地感动了挺长时间。

    第三天,方宁决定主动出击。

    方宁从来就不是社会活动家,她的出击用的是最直接、最笨拙方法,无非是去到人家跟前,继续宣读那分倡议书。

    星期五,方宁的手上有了三千多块钱。报社里有三百多人,平均下来,每人平均捐了10块钱左右。三千多听起来不算太少,但平均摊到每个人头上,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数字。方宁的情绪又低落了,明白到自己正在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午饭的时候,疲惫的方宁萎靡不振地去到饭堂,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她害怕地看到不少同事望向自己的表情是凝滞不动的。并不坚强的方宁下意识咬咬牙,沉默着去打饭,再找张无人的桌坐下来,味同嚼蜡地吞咽着。

    “嗨,美女,怎么这么孤单?”高大伟端着托盘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下来。本就有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我把大家都弄怕了。”方宁小声说。

    高大伟说:“不经风雨,哪来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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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星期一,刚回去上班,方宁就接到任务,去镇上去采访一个夜总会的老板,说这是为了配合硬广告而做的一系列软广告之一。有同事悄悄告诉方宁,这个老板,跟秃头副社长私交甚好,据说夜总会以俱乐部的名义在报纸做的广告,就是看在副社长的面子上的。但是,方宁是民生版的,难道夜总会也属“民生”?而且,让一个女记者去夜总会那种地方,是不是真的合适呢?

    方宁恼火,她高估秃头了,不应该实打实地告诉他,她手上的“证据”其实是假的。她想,如果自己的手上,真的有秃头的证据就好了,他肯定不敢随便乱来。本来,方宁跟秃头达成了口头协议,她把手上的“证据”消毁,从此就跟秃头这个手握大权的副社长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现在看来,算是落入秃头秋后算账的圈套了。

    方宁看了看手上的“凤舞九天”俱乐部的资料头就晕,上面写着“世界性的、成熟性的、民族性的”娱乐。方宁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晕眩。从凤山市到那个小镇去需要坐一个小时的班车,一般没有私家车的小市民,谁会到那个地方去烧钱?这样的采访,自己又将如何去定位?又该从哪个角度来写这种王八蛋软文章?难保没有读者投诉——有人投诉了,背黑锅的九成是执笔者;假若应付一下,对方又是领导的朋友。所以方宁觉得自己惟一能做的是不接受这个工作。

    方宁在网上写了请假条后,发短信给高大伟,请他批一下,因为她马上就要到医院去看病,再不去就来不及了。然后,方宁跟主管的副主任说要到医院去看病,关于工作,包括那伟大的夜总会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了。副主任平时亦与方宁私交甚好,他提醒方宁,请两天的假是没有用的,第三天回来上班,她未完成的工作,全部的工作,会躺在她的办公桌上。这倒是提醒了方宁,要逃避,一两天是不够的,便笑着说:“我不病则矣,一病则是大病,没个把两个星期是好不了的。”

    正想离开时,有人喊方宁听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她告诉方宁,她跟丈夫前几年被国营厂下了岗,左凑右借,买了辆出租车来开,夫妻两个,两班倒,夜里这个开,白天那个开。方宁听得有些糊涂,便说这样挺好的啊,那你们收入挺高吧?女人感觉到方宁的语气稍欠严肃,生气地说:“你们做记者的,打政府工的人,只会高高在上在坐在那里看我们出死力气挣辛苦钱,还说风凉话……”方宁向周围看了一下,自己果然是站着说话的,便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女人说,她打电话来是想向方宁请教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她都快想不起自己的丈夫长什么样子了。这女人唠唠叨叨地说着的时候,方宁的手机响了,秃头副社长让方宁到他那里去一下,方宁没好气地对着手机和话筒喊:“我没空,我要到医院去看病!”喊完,掐断了那让她烦恼不安的死秃头的电话。开出租车的女人在电话里关切地问:“方记者,你生病了吗?”方宁说:“没事,你继续说吧——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女人说:“我想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们家那张床,从白天到黑夜,都有人睡在上面,不过永远都只有一个人睡在那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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