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天，冯维聪就进了城，冯春雨在一中复读，他就在二中复读。两所中学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中间相距十里，走路要一个小时，打车得十五分钟。他们俩约法三章，拉了钩。除了保证要好好读书外，其中之一就是，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个月最多只准见一次面。

    冯维聪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考上。原本活泼的他，话少了，原本满脸微笑，现在脸板得像糊上了一层糨糊。

    要改变一个人，要给一个人教训，要杀杀一个人的锐气，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参加一场高考。

    他下苦功了。早晨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大门边，就着看门的夜灯，背英语单词。夜里学校熄灯，他就点燃煤油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书解题。瞌睡来了，他往前扑，油灯烧了他的头发，头烧疼了，才吓得惊醒过来。

    事实上，在酒州城里的学校，和他一样辛苦的学生到处都是。

    晚上十二点左右，教室里的灯早灭了，还有一群一群的学生，在校园的路灯下专心致志地看书。大白天，有的学生看着看着书，写着写着作业，头倒在课桌上就睡着了。人才就是资源，人才就是动力，人才就是生产力。只要考上一个，国家就包分配，就给工作，就发工资。他们有了工作，有了平台，又会反哺于酒州的各项建设。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文化教育也好，商贸信息也好，都一样。县政府领导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把每年高考的上线率、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百分率作为教学的硬指标，分配到每一所学校，也作为每年两会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报告的重要内容。每一年里来自方方面面关于如何调整教育规划、如何加强校舍建设、如何培养人才的意见建议多如牛毛。校长担子重，每天都在擂中层领导，中层领导就擂班主任，班主任就擂科任老师、家长，科任老师和家长就擂学生，学生就擂自己的脑袋，抓自己的头发，扇自己的耳光，拍自己的胸口，跺自己的脚，骂自己的娘。层层签订责任状，层层召开动员会，层层加码，层层施压，每个学校都剑拔弩张，每个班级都风声鹤唳。教育局对各校实施校长聘任制，校长对学校中层干部和班主任实施聘任制，班主任又对科任老师实行聘任制。谁教书教得好，谁就有人争着要，谁的奖金就多，就受学校和社会的尊重。谁教得不好，谁就闲起，最后退回教育局，教育局就将这样的老师安排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乡下学校上课。优胜劣汰，中国整了几千年的法则现在依然实施，更加有效。一年结束，学生的成绩，就是发给老师薪水的重要依据。有的一年苦到头，可以比正常的多挣三五千块，而有的老师，因为所教学生成绩不好，比一般的要少几千块钱。教得好的下学期接着就有学校、家长、学生欢迎，走到哪都一脸春风，气宇轩昂，办啥事都风调雨顺，得意非常。教得不好的，在学校里受气，回家还闹家庭矛盾，同事孤立，家人嫌弃，心情愈加沉重，猥琐之至。

    谁敢不努力教书呀！

    八十年代中后期，能率先走出这一步，就只有酒州。而对于学生来说，特别是农村的学生来说，好好读书，好好考试，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再苦，再累，再穷，压力再大，只要过了高考那一根线，那一个坎，几年大学出来，国家就会分工，多多少少、好好孬孬，就会有个工作，就可以吃国家饭，穿国家衣，领国家的钱。家里欠着银行的、信用社的、亲戚朋友的，订个计划，几年就可以还清。再找个有工作的对象，成个家，这个时候，家长也年岁渐高，身体渐弱，要苦磨挣钱已不容易了，那就把老人接到集镇甚至城里，让他们穿件干净衣服，睡个干净床褥。一家人就会糠箩跳进米箩，一家人就可以割掉世世代代的穷根子，甩掉了穷帽子。日子好过不说，还光宗耀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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