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50 先大宴同僚再拜访岳父】-第3/5页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

　　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本文这里指的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非太子之意。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明清鼎革的结果最终也导致了江南新经济因素的挫折。

　　入清之后虽仍有所发展，但亦受到了许多对其发展的根本性的限制。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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