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章 登州变化-第2/3页

 正好张可大回来，崇祯问他现在登州士兵们还会不会抢掠勒索民财？来的时候杨国栋带领下，登州军欺负辽东难民的事情没少做。现在欺负东江过来的难民估计不会了，但是趁着新政勒索富民的机会却增加了。张可大说现在登州军的军纪严明前所未有，侵害民间的一律死罪，如果以前军饷不足时怕激起兵变军纪不敢太严，现在士兵只要老实本分就能全家过舒服日子了，再严的军纪士兵也服气。

 崇祯又问地方上穷人有没有借着战时新政故意诬陷讹诈富豪乡绅的，这阵子一直充当新政引起各种变乱救火队长的张可大说这确实有，现在地方上的乱子，一大半是富豪抗税或者不遵守奢侈限制，一小半是穷民勒索富民引起双方冲突。如果确实是富民抗税的，就按战时法令抄家，如果是诬陷勒索，也会严厉治罪。

 张岱忽然提出对限制奢侈一条的异议，富人挥霍奢侈未必是坏事，还能带动很多穷的生计。富人造楼阁园林，可以增加工匠收入，富人衣服华美，可以增加织工收入。富人山珍海味，可以增加渔民猎户收入，富人游玩，穷人可以做帮闲。如果禁了，这些行当难免失业。连张可大似乎都被张岱说动了。

 沈飞知道这些观点并不稀奇，战国时的《管子》里就有过主持奢侈拉动各种需求的经济思想。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也有所谓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消费就是其中之一。张岱一直过富豪生活，能观察到这种现象，提出这类观点也不奇怪。很多经济史论著都明确指出中国战国开始实际上已经是市场经济，以后一有战乱国内市场就受创衰落，一有二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时间商业市场就能恢复，宋代以后还大兴海上贸易国际市场，同样的经济环境自然会产生出类似的经济思想。

 明代嘉靖时期上海陆缉对提出过这种经济思想作为专门论证，认为对一人一家来说，提倡节俭避免挥霍由富转贫或许有好处，但是对国家没有好处，富人越奢侈的地方穷人生活越容易，越节俭的地方，百姓生活越困难。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苏州杭州还是明代称为小苏州的上海都是这样。

 崇祯只能亲自出马辨驳张岱的这种观点，天下的人口和货物都基本固定，用于此就不能用于彼，同样是工匠，不给富人修楼阁园林，可以腾出来修城楼水利，不给富人造游船，就可以腾出来造战船，不给富人织造华服，就可以腾出来制造盔甲战袍。不给富人做陪玩帮闲，就可以腾出来当兵，不会富人不奢侈就失去生计。只是原来富人用钱财驱使的人力物力转而为朝廷所用，限制这些富人享乐花费，他们也会把钱花到更有用的地方。

 张可大这才明白过来，说到现在富人不能随意把钱花费在享乐上，确实很多人转而用于练武练兵上了，穷文富武，练兵比读书更花钱，置办兵器盔甲火器，骑马射箭，伙食都要花钱，收养家丁练习兵阵花费更多。许多原来斗鸡走狗的纨绔子弟现在都喜好射箭比武了。

 崇祯询问地方富豪挑起的变乱是增多还是减少？张可大说最多的还是初期，新政刚从北京城传来，地方课税提举司刚设立的时候，收税和查办富人违规奢侈行为时经常受到打骂抗拒，惩力了十几个有名的豪绅富商后，已经琥来越少了。富民大多惜，就算按规定交税，比过去多十倍百倍，生活还是比普通人阔绰得多。不值得被了抗那么点税被抄家。张可大巡查时也多镒告诫他们，只为消灭建虏大家多出点力，难受的日子也就几年就过去了，不必动别的心思。大部分人能扣得进去，只有极个别犯糊涂的。

 崇祯又问到登州的东江难民安置问题，孙国祯说姜曰广离开登州之前就已经交代过了，现在登州的辽东难民大约二十二万，其中四万强壮的愿意当后，由张可大收入军营和登州兵一起训练，打算到明年春天，把这四万人连带家属共十二万人运回东江各岛补充兵力。还有十万则有的安插在本地从事工匠渔民经商等职业，有的安插到周围的府县，现在其他府县在朝廷指令下也不拒绝东江难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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