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篇章 儿科天地-第2/4页

聚在一起一同实习的，除了我们学校的包括我在内的两个同班男同学外，还有枣庄、聊城等地卫校、医学院校的学生，算在一起差不多有十多号人。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起初的话题，自然很多，时间久了，便只剩下谈各自的家乡了。由于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学校的两个男生，都是贵州人，而他（她）们都是山东人，所以大家谈对山东、对贵州的认识和看法，自然是避不开的。总的来说，大家聚集在儿科病房相处得还是很友好，只有其间发生的两三件事曾于不经意间于不小心的境地里去叩了一下门，算是演绎了一个插曲，引得人有些许的不痛快而已。

不过，现今仍然想把它们拿出来说，是因为它们一直就在我的记忆里，催它走、哄它走也走不开，便不再去催它走、哄它走，况每每忆起、说及它们的时候，我还是蛮兴高和幸福的。

一件是缘于我在儿科实习时的同学，同时也是我的来自贵州ZY地区桐梓县的老乡—华峰的“贵州普通话”。

那个年代，普通话还没有在全国推广普及，各个地方，特别是贵州山区学校里的老师、学生也还大都操着一口地道的方言。人们只是在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特别是去到了别的不同的方言区的时候，人们才会互相用上都显得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去进行交流。

标准的普通话是以东北人说的话音为基准的，所以整个北方，包括山东在说起普通话的时候，相较而言比起南方就要显得标准得多。而整个南方包括贵州在说起普通话的时候，相较而言，就要逊色不少、尴尬很得多。这不，当华峰说话的时候，又有别的人，特别是又有小女生在戏说他，叫他说“普通话”了，然后别的人嚷嚷着坏笑坏笑了跟着去起哄。华峰他本就是在说着普通话嘛，可就是因为在老家的时候没有说过，甚至没有学着说过“普通话”，而说不好普通话。现在，一开口又遇到被人嘲弄，自然是整个人都表现出了万分地尴尬，以致整张脸都红到了耳根。

这个时候，我在人群里见了，自然是见不过，便立马接过话题，正言地问叫华峰说“普通话”的那个小女生，问她看过电视吗？听过广播吗？待见到包括之前跟着起哄的那几个人里有人回答“我看过电视，听过广播”后，我便接着说“那你看过电视，听过广播，怎么会连普通话也听不懂呢”？就在他（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云里雾里搞不明白我是什么用意的时候，我又接着盯住了那几人说“人家华峰说的，就是普通话呀！如果你们连普通话也听不懂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你们没有看过电视、听过广播了嘛”。说到此，一连几串连珠炮打下去，那些嘲弄华峰说普通话的人便接不上话槽子了。然后，自那以后，就没有人再在华峰说话的时候去嘲弄他，说他的话听不懂了。

现在想起来，在当时，我气不过了站出来的很大一层原因不是因为华峰是我的同学，也不是因为华峰是我的贵州老乡，而是因为他（她）们伤及到了贵州，伤及到了我那颗来自贵州的蛮强的于那个年代不能触碰的自尊心。说实话，我已经被所谓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个贵州标签，和“贵州是ZY的什么地方”，甚至“贵州是昆明的什么地方”，给伤得不行不行的了。一旦，有人再在说及贵州的不是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站起来，挺出去，争它个三百来回，哪怕是争得个面红耳赤也不相让。

是的，我在遇到那方面的事儿的时候，的确是如此。在这件事儿是如此，在接下来的那件事上也是如此。

接下来的那件事儿，是说及穷和富的事情。具体情况是：在一同实习的人群里，有一天有个女生说到她有一个亲戚在贵州的六盘水，还是毕节的什么地方，具体的是什么地儿，她当时是说了个准确的地儿，但是具体的是什么地儿，我记不清了。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她说她的这个亲戚，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开始搞“三线”建设的时候去的贵州。在贵州，她的亲戚在那里已经繁育生活了三代人。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有一年，她亲戚的孙子回山东去走亲戚，见了山东农村亲戚家地里种的花生，按照她说的意思，她这个亲戚就像是“饿牢子”没吃过花生一样，一下子吃了很多的花生，并且觉得花生很好吃，更关键的是，她这个亲戚好像还说过“在贵州没有见过花生、没有吃过花生”。拉完这些个瓜，在把意思表达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便把眼睛转过来了看着我，似是在向我询征情况是否属实，或者似是想了解我这个贵州人是否也像她在贵州的那个亲戚一样，也没有见过花生和没有吃过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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